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9年4月1日-24日在北京舉行🧒🏻。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🧪，代表全國2200萬黨員。由於當時各地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，無法正常進行代表的選舉🧔♀️，多數代表由革命委員會同各造反組織的頭頭協商決定或上級指定，以致很多品質惡劣的幫派骨幹、打砸搶分子🙆🏿♀️，林彪、江青一夥的爪牙，成了九大代表。有的人是在確定為九大代表之後🔬，才趕辦入黨手續，或在赴京列車上突擊入黨的💲。相當多的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處在被審查或監禁中🤦♂️，未能作為代表出席九大。
黨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間👨🚀， 黨內“左”傾思想不斷滋長，階級鬥爭擴大化日益嚴重。毛澤東的個人專斷逐步損害了黨的民主集中製，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。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☁️。林彪、江青一夥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😓，導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發生👨🏫。黨的九大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後的第三個年頭召開的。當時，全國黨的各級組織全部處於癱瘓狀態🏌🏿🌥，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生活，相當多的八屆中央委員仍處於被審查、被監禁的狀況。盡管按照八大黨章已經大大超過五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規定，但從當時黨內🆓、國內各方面條件來看，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是極其不成熟的🧞♀️。1967年秋，毛澤東指示張春橋、姚文元就黨的九大準備工作和什麽時候召開等問題，在上海作些調查🤽🏼♀️。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調查報告，假借群眾名義，提出召開九大之前要先修改黨史的要求👩🏻🌾。此後🆚🧒🏽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成了主持九大籌備工作的領導機構。196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⏮，為九大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。全會認為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“資產階級司令部”及其在各地的“代理人”已被打倒📟，奪權的任務已經完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，因而召開黨的九大便成為鞏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項迫切任務。
1969年3月9日-27日🚶🏻♀️➡️，九大預備會在北京召開🪸。毛澤東在預備會上提出九大的任務是總結經驗，落實政策，準備打仗👈🏽。它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。
九大正式會議上，毛澤東主持了開幕式，並致開幕詞。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🧑🏽⚖️。報告以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”為核心😡🤸🏼♂️，全面肯定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稱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場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，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；把黨的全部歷史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，即所謂“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💁🏽♂️，同黨內右的和‘左’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歷史”，虛構了以劉少奇為頭子的“資產階級司令部”🧍🏻♂️，肯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；對中國社會的形勢以及黨的政治狀況作了錯誤的估計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“鬥、批🤵🏼♀️、改”的新任務。報告對戰爭到來的可能性作了緊迫和誇大的估計🐥，過分強調要準備打仗🔥。
大會分組討論了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。在討論過程中，結合實際“鬥私批修”，實際上是對參加會議的老同誌再一次進行錯誤的批判，迫使他們檢討🐞。
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。九大通過的新黨章⚪️，錯誤地把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”和林彪“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”寫進了總綱；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歪曲的闡述🧉；砍掉了原黨章中黨員權利一節，取消了黨員的預備期，取消了中央書記處，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等機構。
大會選舉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70人，候補中央委員109人，其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53人。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過程中，林彪、江青一夥暗中操縱選舉，使其集團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，而許多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卻被排除在外。
九大自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和“左”傾狂熱氣氛所籠罩⛳️。它加強了林彪🍯、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，使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。實踐證明，九大在思想上、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。
